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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婉婷来源：科学网微信公众号发布时间：2026/3/5 20:44:49 选择字号：小中大

从博士到教授的15年，她认为学术界有个特别的优势

2025年10月，钱岳的新书出版之时，恰逢一个特别的时间点——她刚刚通过评审，晋升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正教授。从读博算起，“85后”的钱岳已经在学术圈“摸爬滚打”15年。

她的新书《进入学术圈》在出版不久后，登上当当网新书热卖榜社科类第一名。这并非一本呆板、充满说教的工具书，而是她真实的“成长日记”。她强调自己不是最具学术天赋的人，也不是特别聪明，但想真诚地以第一人称吐露自己踩过的坑、流过的泪。

“我深知自己拖延写作的典型做法：我会骗自己说，文献还没看完，我还没准备好开始写。”“我也常常觉得自己写东西像挤牙膏。”“我把所有的心血都放进去了，还被审稿人批得体无完肤。”“在读博阶段，我做过挺多不成熟的事情。”“我申请了70多份工作。”翻开这本书，学术界的同行仿佛能通过一面镜子看到自己。

那么，钱岳为什么还是义无反顾地留在学术圈？正如她在书中写到，科研“匠心创造”的过程让她如痴如醉，与合作者携手解决问题也让她有了勇闯学术界的胆识和智慧——合作者正是她所看重的，也是她认为学术界的一个特有优势：“大多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跟谁一起工作。”

在书中，她将自己从学术小白一路“打怪升级”成长为博导的故事娓娓道来。现实中，她仍在不断更新自己的答案。日前，钱岳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专访。

钱岳2018年在“一席”演讲的视频播放量超过300万次。

与其说“圈子”，不如说“学术共同体”

“网上很多人说，‘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但是，学术界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大多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跟谁一起工作。我们有更大的自由去搭一个不草台的班子，然后一起做1+1>2的事情。我的合作者让我有了勇闯学术界的胆识和智慧。”

钱岳《进入学术圈》

《进入学术圈》

《中国科学报》：这本书名为《进入学术圈》，你如何看待所谓的“圈子文化”？

钱岳：

与其说是圈子，不如说community，即学术共同体。

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坚持下来，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所在的学术共同体，有他们给我无私的支持。与其把学术圈想成一个需要拉帮结派的地方，不如思考我们怎样在学术圈里找到真正喜欢的、合得来的，能够一起成长进步并且相互信任的朋友。

我在国外做教授，国外也有学术圈，表现形式可能与国内不同，但同样存在靠推荐和口口相传获取学术资源和职业发展机会的情况。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有好与不好的地方。我自己比较喜欢学术界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拥有的自主性还是很大的。我们可以选自己想做什么样的研究、什么主题的研究，跟什么样的人合作，招不招学生、招什么样的学生……让我们的自主性最大化地发挥作用，可能对提升自己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有好处。

截图自钱岳微博

《中国科学报》：一个好的学术共同体应该如何迎接下一代年轻学者？

钱岳：

学术界接下来的几十年会如何发展，需要整个学术界共同思考。每一代人都会经历社会变迁，如今高等教育也处于一个反思未来发展方向的时机。我希望资深学者能够给予年轻学者更多支持，传递知识和经验。同时，整个学术界需要思考如何在科研经费减少、终身教职职位稀缺等情况下为年轻学者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

此外，现在的学生更有想法，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有些学生明确表示不想读博或选择回国工作，这种坚定的自我认知让我感到佩服。

《中国科学报》：所以你不赞同“科研逃兵”这个形容？

钱岳：

离开学术界或继续做学术都是个人选择，选择离开的人不应被定义为“逃兵”。在当前学术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年轻人选择离开学术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没有说哪一个选择一定比另外一个选择更好。只有自己才能做出最适合的决定，就有点像鞋子穿在脚上，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

博士期间郊游的钱岳

自我和解，打怪升级，自赋意义

“我是个心态特别不好的人，但是，工作的第三年，我的心态竟然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我渐渐想开了：我属于干一行爱一行的人。即使几年后没评上终身教职，以我的能力和工作态度，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做得很好。”

钱岳《进入学术圈》

《中国科学报》：科研是一个延迟满足的过程。你如何应对在没有获得最终成果，如发表论文或获得终身教职前的焦虑？

钱岳：

享受科研过程本身很重要。如果对研究领域感兴趣，这个过程就没有那么难熬。寻找答案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奖赏。具体来说，将大任务分解为小任务各个击破，设定阶段性目标，也非常重要。

李银河在与鲁豫对谈时讲到，人生很多时候需要自赋意义，而不是依赖外部认可。从宇宙的角度看，人类的存在和所做之事可能显得渺小，但重要的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信念感并认为它有意义。以前我的老师跟我说，你现在就是这个领域对这个话题了解得最清楚的人。在科研领域，这种信念感尤为重要。

《中国科学报》：所以随着经验不断积累，学术之路会更轻松吗？

钱岳：

我想并不会。环境在变化，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的角色一旦增多，投入到工作的时间和精力会更有限。做好科研从来都不简单，需要不断推动知识的边界。挑战永远存在，但随着经验增加，会更有信心克服困难。

读博无疑是一个自我和解和打怪升级的过程，其间能够培养可转移技能和非认知能力，如坚持和反思能力。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想通，即使最终未达到预期目标，过程中所有的努力也会带来自我赋能和成长，一定不会白费。

钱岳2025年徒步时

《中国科学报》：处于科研初期的人会好奇，“想通”与“升级”的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钱岳：

不同人生阶段遇到的挑战不同，可能是被生活逼迫，也可能是通过时间积累和自我反思。化解困惑的方式需要自己寻找。

我有时通过听播客、读哲学书获得外部启发。当时听着可能像留不下什么印象的白噪声，但是当真正经历了一些事情，好像会突然开窍，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我在学生眼中非常淡定，但我会跟他们说，你讲的东西我以前也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也非常苦恼焦虑，但是等你经历了就会发现，一切都会过去的。

《中国科学报》：你微信的签名是：“把时间浪费在快乐的事情上”。纯粹的科研是否是你快乐的事情之一？

钱岳：

写作是我工作中喜欢的一部分。我不写作的时候可能会很焦虑，脑子里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包括今天晚上吃什么、以后会不会地震。写作让我进入心流状态，真的会让我忘记时间。工作中能专注于喜欢的事物是非常珍贵的。

截图自钱岳微博

年轻时我们能将更多时间用于科研，但随着资历增长，行政和指导学生等工作可能占据更多时间，生活中的责任和身体机能也会变化，心态和职业规划也会变。但拥抱变化并接受不同阶段的喜好和目标是一件好事，不同阶段都可以找到新的职业轨迹和快乐，走一步看一步也是不错的选择。

一本“充电宝”小书

“读完这本书，或许你会对学术界动心，或许你会对学术界祛魅，而这些体会将助你向前一步，找到更忠于内心的、直面学术界的选择。”

钱岳《进入学术圈》

《中国科学报》：你在书中坦言，你读博初期听不懂同学讨论，在读文献时抓不住要点，还写下“灵魂叩问书”问苍天自己该怎么办。可以分享你在学生时期的一个低谷时刻吗？

钱岳：

刚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读博士时，我英语不算特别好。每周的理论课要读几百页文献，我记得自己完全读不懂康德，甚至读中文翻译也理解不了。那时压力特别特别大，每天晚上做梦都在和马克思对话。

后来我意识到，我不需要读懂所有东西，我可以选择与自己有共鸣的理论进行研究和与之对话。在理论课上，我基于社会生物学和社会进化理论撰写了我的课程期末论文。最后我不仅顺利完成了课程要求和期末论文，还用这篇论文里的想法申请到了去斯坦福大学参加科研工作坊的机会。

2016年，钱岳博士毕业

《中国科学报》：从博士生成长为博士生导师的过程中，你是否曾有过困惑或紧张？

钱岳：

过去都是和比自己更有经验的人合作，第一次跟学生合作确实是忐忑的。我真正觉得自己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是带着学生一起发论文的时候。我从他们那里也学到了很多，这种互相成长是非常美好的。

钱岳在斯坦福大学作讲座

《中国科学报》：在完成这样一本“赤裸裸”的成长日记的过程中，你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钱岳：

我大概2015年起在公众号“缪斯夫人”上写一些我喜欢的研究，慢慢也分享一些自己做学术遇到的问题和心得。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顾晓清编辑看到了，就邀请我将这些内容整理成书。

之前我写公众号时，收到过很多读者的正面反馈。有一位学者曾告诉我，她将我的文章打印出来贴在写字台前，每次写不出来（论文）的时候就看一看，激励自己。这样的反馈也让我觉得，分享是有价值的。

但写这本书时，我还是感到诚惶诚恐，觉得自己还没有到广泛分享经验的阶段，好像还不够资格。写这本书并不是想表达我优秀，而是因为我确实犯过很多错误，走过很多弯路。我自己平时是一个比较喜欢反思的人，而且我也很喜欢分享，所以我就把自己的一些反思写下来，为那些不知道学术界规则的人提供一些指南。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读者在阅读你的故事与经验分享后，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吗？

钱岳：

该如何定义弯路呢？我觉得学术界也不是一条直路，犯过的错误本身也是自己成长的过程。

学术界有一个说法叫hidden curriculum，即隐藏规则。比如我是家里第一代博士生，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在这个系统里生存。从本科到当大学教授，我一直在边生活边学习。我一直愿意跟师弟师妹、学生交流，写书也相当于跟读者交流想法。

这几年在网上看到一些老师说，很多学生在开始读博时并不知道读博到底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付出。有一些学生开始读博后，可能觉得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甚至变得抑郁。我希望至少用我的经历，还有我见证的一些事，给大家呈现读博和做“青椒”的模样。

《中国科学报》：这本书出版后，你收到了哪些反馈？

钱岳：

微博上一位网友留言说，她跟我处于差不多的学术阶段，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感觉想跟我隔空high five（击掌）。还有一位博士毕业的女生说，她把我书里有关读博对我人生的改变的一段话放到了她的博士论文致谢里。还有一位本科生对我写的科研工作者如何参与大众科普的部分非常感兴趣。

其实这本书的读者群比学术圈更广。学术圈的人可能更关注写论文或应对同行评审的建议，而非学术圈的人可能会对工作和生活平衡、时间管理的部分有共鸣。不同的人会根据自己的人生阶段和生活经历从中获得不同的启发。编辑形容这是一本“充电宝”小书。

我想说，人生不仅限于工作。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其他方面也会变得重要。我很喜欢编辑在书脊处写的一句话：“在学术中找到位置，在生活中找到自己。”

*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原标题：从博士到教授“摸爬滚打”15年，她认为学术界有一个特别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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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士到教授的15年，她认为学术界有个特别的优势—新闻—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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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与美学的双重奏——向氏鑫源轻奢办公家具探秘

临沧凤庆供电局：线路精细化“体检” 全力护航春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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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区城管局将继续保持整治高压态势，深化拓展市容市貌整治成果，进一步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全力打造更加干净、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为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洛江贡献城管力量。

原标题：精治市容顽疾，洛江区城管局在行动" border="0"/>

精治市容顽疾，洛江区城管局在行动

作者：陈彬来源：中国科学报发布时间：2026/3/3 8:58:10 选择字号：小中大

低于“门槛值”、多数“被平均”、存在“激励失衡”

高校教师薪酬不是简单的“干活儿拿钱”

图片来源：摄图网

■本报记者陈彬

岁末年终，人们总习惯盘点过去一年的收入，大学老师也不例外。

2025年，国内某地方高校教师李东（化名）的收入为13万元左右。对此，李东觉得“马马虎虎”，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年干得不好也不坏，但对得起这个收入”。

“我的心态很好，多劳多得嘛。”李东说。

与此同时，国内某些高校开展的绩效工资改革引起了诸多争议。争议的焦点正是李东口中的“多劳多得”——有高校提出“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原则，但有学者直言，大学管理并不应过分强调“多劳多得”。

同样在2025年，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鲍威的一篇论文于《高等教育研究》公开发表。在这篇题为《促教还是助研：研究型大学教师薪资的激励效应》的论文中，鲍威团队发现，目前国内高校教师薪资水平面临竞争力较弱的困境，且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更重要的是，目前高校教师薪酬体系普遍存在“促科研、轻教学”的激励失衡问题。

一时间，看似简单的“干活儿拿钱”，变得复杂起来。

尚未达到的“门槛值”

如果说李东去年的收入算是“马马虎虎”的话，那么在东部某头部高校任教的张霖（化名）的收入就足以令人羡慕了。

几年前，张霖以海外杰出人才的身份来到这所高校。尚处于“非升即走”序列中的他，每年仅基本工资收入就达到30余万元，再加上各种人才补贴以及奖励，其去年的全年收入接近百万元。

张霖的境遇在国内高校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中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十分稀少。

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等统计数据，鲍威团队计算了国内研究型大学教师的年均薪酬。结果发现，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的年平均薪资约为15.54万元。

单看这一数字似乎尚可，但如果与其他国家做一个横向对比，差距便显现出来。

“我们对2021年部分国家的高校教师平均薪资进行排序，结果发现，在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在内的20个主要国家中，我国高校教师的平均薪资仅在印度之前，排名倒数第二。换算后，我国高校教师的平均薪资相当于瑞士高校教师的30%、美国高校教师的39%、德国高校教师的48%，甚至只是同期墨西哥高校教师的83%和巴西高校教师的85%。

鲍威发现，薪资水平跟高校教师科研产出与教学投入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一种“门槛效应”。

“也就是说，当教师的薪资低于某个‘门槛值’时，其对教学或科研产出虽存在激励作用，但并不明显；只有当薪资高于‘门槛值’时，其激励作用才能显现出来。”鲍威说。

根据鲍威团队分析，至少在研究型大学，薪资对教师科研产生显著激励作用的“门槛值”是16万元/年；至于教学领域，这个薪资“门槛值”则需要提升至19万元/年。

“研究发现，当薪资水平低于门槛阈值时，薪酬激励难以形成稳定的职业安全预期，甚至可能在客观上弱化教师的教学积极性。”鲍威表示，当前的制度环境中，当薪资保障不足以支撑长期职业稳定预期时，教师更倾向于将时间与精力配置于回报更为确定的科研活动。

令人遗憾的是，鲍威团队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研究型大学中，达到上述两个“门槛”的教师占比仅为23.97%和16.36%。“这表明，我国高校现行薪资标准尚未触及使教师产出最大效益的临界点，这导致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活动难以通过薪资机制得到最有效的激励。”她说。

“被平均”的工资

与教师整体薪酬较低相比，另一个现象似乎更能引起高校教师的共鸣。

前两年，李东所在学院曾经公布过一次工资绩效。那一次，他吃惊地发现，学院内某些资深教授的工资竟然是自己的好几倍。

“那几位老师资历深、课题多，工资水平高是理所当然的，但我没想到，他们会比我们高四五倍之多。”李东心情多少有些复杂。

这样的感慨在教师群体中并不少见。受访时，甚至有教师建议学院领导发动某些工资较高的教师捐出一点钱，或者干脆设立一个小“基金”，用以帮助那些暂时申请不到项目、工资不高的教师渡过难关。

“我所在的地区，平均生活成本是比较高的。相比之下，学院里某些年轻老师的待遇要比我们差很多。虽然我的生活算是衣食无忧，但我依然认为不同教师群体间的差距不应该那么大。”张霖说。

这种差距究竟有多大？

在鲍威团队的调研中，我国高校教师群体中，最高薪资大约是最低薪资的3.48倍，该差距值在其研究的20个主要国家中排名第一。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胡咏梅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她在一项针对2019年国内部分高校教师实际水平的调研中发现，样本高校教师年总工资均值为19.5万元，中位数则为15万元，两者差距高达4.5万元。

“这表明多数教师的年总工资处于‘被平均’状态。”2024年，胡咏梅在刊发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上的一篇题为《理想与现实：我国高校教师工资水平与结构分析》的论文中如此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不同教师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同研究得出的数值并不相同。比如2023年9月，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张荆、赵卫华出版的《高校教师收入分配与激励机制改革研究》一书指出，大学教授群体中，收入最高的10%与收入最低的10%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达5.9倍；副教授群体中，这一差距为4.5倍；讲师群体中，最高收入者是最低收入者的25倍。

相比之下，鲍威团队的数据已算是“保守”。

“长期而言，薪资结构的失衡会传导至资源配置层面，加剧教育资源在不同岗位与功能间的倾斜，从而影响高教生态的整体协调与可持续发展。”鲍威说。

问题在于，这样的差距是如何产生的？

从“平均主义”到“绩效为王”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词——绩效。

当前，我国高校普遍实施的是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在此制度下，高校教师工资主要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组成。如果将其再次细分，则可分为基本工资、基础性绩效、年终奖励性绩效、工龄津贴以及各种补贴等。

这其中，基本工资因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固定性，通常被认为承担着维持劳动者基本生活的保障性功能。同时，对于难以监测工作质量的职业，基本工资具有一定激励功能，而教师便是这类工作的典型代表。

从这个意义上说，基本工资对于保障高校教师稳定生活、激发教师队伍活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下基本工资在高校教师总体收入中的比重却并不高。

胡咏梅在其研究中提供了一组数字——近年来，基本工资在国内高校教师总收入中的占比约为30%。对此，有55%的受访教师认为基本工资占比偏低，有68.6%的教师认为基本工资占应发工资的比重应该大于40%。

事实上，很多国家的高校教师基本工资所占比例早已超过了40%。比如，日本国立大学教师的基本工资占比约为70%~80%，美国高校教师基本工资占比普遍为60%~80%。

基本工资占比不高，剩余的收入主要是绩效工资。

受访中，有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教界学者直言，目前高校教师薪酬已经进入一个“全面绩效薪酬”时代。

“历史上看，国内高校教师薪酬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平均主义’到‘绩效为王’的蜕变。”该学者表示，改革开放初期，高校延续了计划经济的统一等级工资制，教师工资十分固定。20世纪90年代，奖励工资开始出现，但只作为固定工资的少量补充。

随着工资制度的调整，21世纪初，基本工资逐渐成为“保底”，占比降至50%左右，校内岗位津贴开始成为教师工资的主体。

2006年，我国颁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岗位绩效工资制正式确立，绩效工资成为教师工资的核心激励部分，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超过一半。此后多年，有关部门虽然曾几次上调高校教师基本工资标准，但绩效工资在教师收入中的重要性却日渐提升，其占比稳稳超过60%。

“这是一个自然规律，毕竟只有强调绩效和竞争，才更容易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该学者表示，特别是我国高校处于规模扩张阶段时，强调绩效在客观上提升了教师的科研“产量”，有助于提升国内高校在世界范围内的整体竞争力。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高校在实际操作中过于看重绩效的“激励”作用，以至于出现了一些“出格”做法。

“比如，有些高校会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正常发放教师基本工资，但在年底前几个月估算教师全年绩效是否‘达标’。如果教师被认为绩效难以达标，那么其基本工资甚至会被扣除。”他说。

很显然，这样的操作在客观上引发了一些负面效应，不同教师群体之间日渐拉大的收入差距便是其中之一。事实上，正是这一问题，引发了2025年末部分教育界人士对于某些高校开展绩效工资改革的非议。

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教师薪资的“激励失衡矛盾”

需要指出的是，绩效工资在本质上属于竞争性收入。因此，“绩效工资成为收入主体”大致等同于“竞争性收入为主体”。

以张霖为例，在其2025年的总收入中，真正属于“基本工资”性质的收入只有30余万元，其余收入几乎全部属于科研竞争性收入，其中大部分为项目收入和人才补贴。对于这样的比例，张霖也觉得有些“不正常”。

更重要的是，既然属于竞争性收入，就涉及评价标准，而一个普遍的现象是，高校教师竞争性收入的评价标准更多地鼓励教师做科研而非教学。正如鲍威在其论文中所言，“在当下的研究型大学，教师薪资存在‘促科研、轻教学’的激励失衡矛盾”。

依然以张霖为例，其除基本工资外的其他收入，几乎全部与科研工作相关，至于在教学方面，仅包括一些课时费收入。“有一门课，一共上了7次，课时费1400元。”

类似的现象并不只存在于研究型高校。

受访时，某地方高校青年教师李兴（化名）表示，她所在高校教师课时费为每学时80元，她每年要上270学时，课时费总收入约为2.1万元，加上年底的教学奖励绩效1.5万元，以及指导学生的收入6000元，一年的教学总收入为4.2万元。

相比之下，她2025年获得的科研项目收入约为12万元。

据李兴了解，在国内某些高校，教师上满一门几十学时的本科课只能拿到0.5个教学绩点；相比之下，如果该教师发表一篇SCI（科学引文索引）二区论文，则可以获得20个科研绩点。“如果他能拿到1个国家级科研项目，通常会相当于上几十门普通本科课程，在某些高校甚至相当于上四五百门课程。”

“研究发现，涨薪并不必然带来教学投入的同步提升。在科研回报更为明确的制度环境下，教师更可能将时间和精力优先投入科研。”鲍威解释说，对于教师在教学中引入互动环节、优化课程的迭代更新，以及课下给学生辅导等行为，现有的薪资制度并未形成有效激励。

至于该现象产生的原因，也并不复杂。

一方面，当前高校教学经费的分配多以生均拨款为基础进行计算，学生规模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但教学质量在高校财政拨款分配体系中未得到充分体现。相比之下，科研经费的配置主要遵循竞争性与奖励性原则，能为高校拓展多元化的经费筹措渠道。

另一方面，教学成果具有长期性、隐性以及难以量化和标准化等特征，科研成果则更容易通过指标进行量化评估，这也导致高校在资源配置上向科研领域倾斜。

“从教师自身发展角度看，他们需要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间合理分配时间与精力。”鲍威表示，经典激励理论指出，当某一类任务与更高回报直接挂钩时，个体自然会在该领域投入更多努力。这是一种理性的行为选择。

此外，一个现实问题难以回避——与科研相比，教学在绩效评价体系中的可量化程度较低，在短期内形成稳定回报路径的难度更大。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优化，既缩小教师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又增强教学环节的激励效果，成为值得深入讨论的重要议题。

尚待提高的“基本工资”

正如前文所说，在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阶段，强调“绩效”可以促进教师的科研“产量”。然而，当下国内高等教育早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当“提质”的重要性超过“增量”，竞争性收入比例过大的弊端就会被放大。

采访中，有学者直言，对于竞争性收入的过于倚重，本质上是“优绩主义”的一种表现。过分的“优绩主义”很容易导致教师迎合指标，弱化教学和科研深度，特别是导致潜心教学者难以得到合理认可，进而抑制教师长期、可持续的教学科研热情，加剧教师的功利化与职业倦怠。

既然如此，现阶段是否可以缓解这一趋势？

多年前，曾有媒体报道某些高校高薪招聘博士后的消息，并感叹其薪酬从十年前的数万元飙升到数十万元，甚至接近百万元。

对此，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尤小立在《中国科学报》刊发评论表示，该现象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教师的教学积极性造成打击。他同时表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从集中经费、重点扶持的管理模式，向薪酬、经费的普惠制过渡。

“也就是说，将以往实行的科研项目申请制改为专项拨款制，让每位教师每年都有自己的基础科研经费。”尤小立在评论中说。

多年后，他依然坚持这一看法。

“目前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老师们的收入构成中，竞争性的项目绩效比重过大，这很容易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尤小立说，但问题在于，项目竞争存在偶然性，失败者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力不行，科研上的失败与重复更是难以避免，而如果项目绩效的比重过大，教师将失去从容进行教学和科研的空间。

“某些国家级或省级项目，以及那些‘卡脖子’项目使用项目制完全没有问题。但除此之外，高校对于教师的经费投入中一定要有一部分是普惠性的，即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经费，这是非常关键的。”尤小立说，普惠制并非“大锅饭”，而是在保障高校从业人员享有中等以上收入的前提下，尽量缩小彼此间的薪酬差距。

受访中，多位高校教师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比如，张霖便直言，目前相对更合理的解决方式就是整体提升老师的基本工资，老师们能获得更大空间，更有条件专心于教学或科研。

在相关论文中，胡咏梅也建议应适度提高高校教师基本工资的起薪点。

“在省级统筹制定基本工资标准的基础上，应综合考虑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等因素，增强基本工资对高校青年教师基本生活的保障性。”她写道。

至于该做法是否会降低部分高校教师的科研、教学积极性，张霖认为，“至少在现阶段，教师群体的整体职业道德素养还是很高的，我们应该对其职业道德给予充分的信任”。

“加大普惠性的经费投入，既可以调节不同教师群体间的薪酬差距，也可以适度提升教师的整体薪酬水平。更重要的是，作为教师教学以及科研的基本保障，这种投入方式好比普遍播撒的种子，不仅可以发芽，总有一天也会开花结果。”尤小立说。

《中国科学报》(2026-03-03 第4版高教聚焦)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border="0"/>

高校教师薪酬不是简单的“干活儿拿钱”—新闻—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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